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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评议与交流
大学科研伦理的三维架构——“H5N1”所引发的思考
【字体 】 作者:白 勤 龚鉴瑛 时间:2012-12-24 来源:《高等教育研究》 阅读次数:1
  

  摘 要:由《科学》杂志一篇关于H5N1论文的刊发问题,引发了科学界的激烈争论。分析这场争论所涉及的科研二重性及相关的伦理道德问题,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在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科研结果更难以把握和掌控的今天,大学传承已久的学术自由应是理性的、承载相应社会责任和义务的学术自由,在科研方面更是如此。为使大学科研生长于伦理道德的土壤,应建构以博雅教育为根本基石、以学术职业胜任力为内在要求、以学术问责制为制度保障的大学科研伦理的三维架构。

  关键词:H5N1事件;科研伦理;学术自由;公共利益

  中图分类号:G64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4203(2012)09-0042-04

  一、从“H5N1”谈起

  荷兰鹿特丹伊拉斯姆斯大学医学中心于2011年向《科学》杂志提交了一份研究论文。该论文公布了关于H5N1型高致病性禽流感变异病毒的研究结果,即把一段基因插进著名的H5N1,病毒就变得很容易在哺乳动物间传播,包括人之间传播。尽管1997年在香港爆发的禽流感是由鸟类传染给人,不能在人与人之间传播,可是后一种情况的发生一直是公共卫生官员的心腹之患。研究专家们达成的共识是,假如这种病毒的突变体,具有在人际中轻易传播的能力,那将对人类极具杀伤力。预防这一灾难的过程中存在一个难题,即科学家并不清楚是什么让其他物种间的流感病毒变得容易在人间传播的。这正是伊拉斯姆斯大学医学中心研究的出发点。研究人员希望《科学》杂志能将他们的研究成果公之于众。[1]

  那么,这项研究成果是否应该向公众公布?美国国家生物技术安全顾问委员会(NSABB)建议发表其基本结论,但不包括草稿中的方法学和其他细节,以免别有用心的人或组织重复那些实验,并且只能将全部内容提供给一部分需要看的人。众所周知,美国所有的社科研究成果,除了确实涉及国家安全之外,都应向公众真实地公开。在自然科学领域,这也是NSABB自2001年成立以来第一次发表此种建议。此建议一出,立即在科学界引起了轩然大波。许多科学家认为,这一审查行为是对学术自由的干涉,它为限制科研信息的自由流动开了一个先例。世界卫生组织(WHO)认为,这些研究信息能为H5N1病毒变异的检测、预防和治疗提供指南,但是也存在着潜在滥用这些信息的可能,因而,有关研究首先应考虑有可能对公众安全造成的影响,不应该急于公布有关研究的结果,WHO决定进行一次安全评估。紧接着,《科学》宣布他们更愿意由WHO进行安全评估,届时,将会遵循WHO的建议。[2]事实上,在这场H5N1事件激烈争论的过程中,同时也是在等待官方最终决定的过程中,伊拉斯姆斯大学医学中心保持了冷静态度,自发停止了相关的研究课题与研究方向,以免被他人或组织用于不正当目的。

  毋庸置疑,这场争论凸显了科学研究的二重性及其伦理道德问题。在科研人员——科技——社会之间存在着多层次的道德与利益关系,当这种道德与利益关系出现冲突时,就会引发出严肃的伦理问题。具体言之,为了鼓励科研人员在漫无边际的科学海洋中自由探索,以及在日新月异的科学发展中争取发明或发现的优先权,保证科研人员的学术自由,即在学术问题上可以自由思想、自由研究、自由交流、自由发表,无疑是必要的。这种必要可谓大学的根基所在。

  由中世纪大学奠定的学术自由,一直推崇自由的思想交流,这意味着学术探讨要有自由的意志与独立的精神,不受国家、宗教和利益集团的限制,不受政治的、宗教的派别之争和各种利害冲突支配。具体来说,学术论文要公正合理,诚实守信,数据共享,不屈从于哪一种政见、宗教或者社会团体。所以,学术自由为科研人员提供了一个中立的空间,使他们可以在摆脱外界干扰和压力的条件下,不受功利目标的左右;它使得科研人员选择研究方法有自己的偏好,对社会价值有不同的认同,从而对自己感兴趣的问题进行无偏见的、开放性的讨论和研究,为学术荣誉而竞争。这种自由探索包括讲学自由、出版自由以及信仰自由等,它是个人通往精神上、智力上的成熟之路,也是人类发现真理与践行学术伦理之路。没有学术自由,大学所有功能的发挥便都失去根基。学术自由是大学的一项特权,也是大学的核心价值。

  然而,学术自由更是一种责任和义务。唐纳德?肯尼迪指出:“大学遭受批评的根源在于,大学内部不能认真承担责任。社会慷慨地赋予大学以学术自由,而我们却没有注意到事物的另一面。”[3]可见,学术责任是大学学术自由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具体到科研方面,这种学术责任更应得到强化。面对具有高度瞬息万变的巨大科技力量与精细的专业分工,现代科研人员对其行为能力及其行动的因果关联难以完全把握,使很多科研活动是在难以准确预计后果和进行整体理解的状态下展开的,因而,特别需要在可预见和可以控制的行为后果的短期责任和长期的无限责任之间寻求现实的平衡点,找到合适的学术自由度,力求审慎。[4]学者拥有学术自由权利,进而肩负特殊责任,他们更有义务考虑自身行动之后果的计算,从而将学术行动获得实现的机会以及结果综合列入考虑范围,权衡科学成果的风险与社会潜在贡献之间的关系。

  总之,学术自由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在科研方面更是如此。科研探索不能信马由缰,无度无界,不是为自由而自由,而是为社会创造价值,为社会贡献最大化,应有所选择,有所放弃。科学研究要坚持理性的学术自由。

  二、建构大学科研伦理三维架构

  大学是学术研究的主阵地,科研伦理是大学学术活动的发展之基,更是在整个社会伦理体系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雅斯贝尔斯讨论过大学的科学责任问题:任何一所真正意义上的大学应包含学问传播,科学与学术探索,还有创造性的文化生活,三者之间相互联系、密不可分。[6]这样来说,大学学术主要有三大特点,即高深性、自主性和创新性。作为大学合法存在基础的高深学问需要大学博雅教育的熏染;而大学学术自主的关键必须明确大学教师的学术职业胜任力;同时,大学学术的创新与学术问责制须臾不可分。因而,可以说大学的学术特质赋予了大学科研伦理制度以新的内容:博雅教育是科研伦理制度的根本基石;学术职业胜任力是科研伦理制度的内在要求,也是博雅教育的集中体现;学术问责制是科研伦理制度的重要保障,也是博雅教育和学术职业胜任力要求的必要延伸。大学科研伦理制度的这三大内容相互联系,不可分割。

  1.博雅教育是科研伦理制度的根本基石

  19世纪中叶,英国教育家纽曼注意到学术分化的后果,并大力倡导:大学不是培养政治家、作家、工程师等通过职业训练就能获得的身份,大学培养的是一个灵魂健全的,达到博雅高度的,即具有完整人格的人。完整人格的人是科研伦理的本质基础。因为科研人员的素养、意图、目的和道德水准,制约着对科学成果的开发和应用。比如麻药,可以用于医疗,也可被用来当毒品。“如果研究人员认同其所在的科学共同体(不论是学术性、产业性、企业性或是政府性)的规范,那么绝大多数冲突都会在他们个体层面上得以解决。”[7]也就是说,当具有坚定学术信念的科研人员涉及其根本无法接受的研究项目时,良知冲突就变得很明显了,或者是当个人的学术信念践踏了科学的价值时,其本人将承受良知撞击的痛苦,尽管它也容易招致限制学术自由之嫌。因此,大学学术共同体成员在开始从事研究时就应该具有明确的道德预期,努力令研究的行为好于法律的最低限度。

  唐纳德?肯尼迪说:“我觉得我们在培养年轻的学术接班人时偏重于他们各自的学术领域,却忽视了那些让他们成为成功的负责任的学术公民所必需的其他知识和技能。”[8]大学生应该清楚他们要具备充分的道德、文化眼界和知识涵养,铸造未来学术职业的群体伦理。随着学术职业化的形成,学术活动的方式逐渐变成多种角色共同参与的社会活动。大学生在进行个人学术行为选择时,会面临从国家、社会、社团、公众等不同角度进行角色选择的困境。大学生选择哪种角色,就意味着要承担起该角色所带来的责任,并影响未来职业伦理观。因为大学时代是一个人最富想象力、最具可塑性的阶段。这一时期一个人的学术涵养正在形成,未来有什么样的学术品格、学术素质和视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大学时期所受的教育(特别是作为大学教育主体的本科教学)。这个阶段所学的知识、培养的学术道德和学术情操,可以让人终身受用。

  科研伦理教育应涵盖于各种群集的专业课程中,包括对涉及特殊客体的实验研究,科研中受到的生命伦理挑战,对科学工作者行为的限制,管理相互冲突的利益时所应遵守的规范,以及违背相关政策时所应受到的惩处,从定义、表现形式、处罚规则、申辩程序到学术失信的危害,以及必须主动担负起监督学生团体中其他成员恪守学术活动规范的责任等。更为重要的是,大学生应该主动自觉地了解科学研究作为一种人类实践,必须与人的目的相一致,不得对个人、社会、环境和未来人类造成严重和不可逆的伤害。这样,通过对负责任的学术行为的内在价值观、道德观以及责任感方面的充分引导,从大学生气质、信念、规划的选择、言语方式等领域中的行为,辨认出他们学术风格的“近似性”,从而使他们坚守学术道德———从事前对后果的考虑、探索与创新中的谨严到对长远后果的负责———并以此引领道德的生活。

  2.学术职业胜任力是科研伦理制度的内在要求

  传统严谨的大学学者总是警惕一些科学研究会伤害到学术的独立,影响科研伦理。长期的闭门造车中,就像一个圆点脱离了坐标系,有时候你不知道自己思考的问题是否真的成其为问题,研究的成果有没有“功用”,你时常看不到自己的观点中那个被旁人一眼就可以看出的巨大漏洞。事实上,现代大学日益为社会所关注,所肩负的社会责任也更为沉重。因此,很多情况下科研人员不能再仅仅局限于生产和传播知识,而要更多地关注知识的应用以及应用的合理性。同时,一些社会机构对大学学术的影响也在增加,政治、经济等因素越来越强有力地从外部影响大学学术共同体。这样,参与或关心公共政策制定,也逐渐成为现代大学从事科研的教师及科研人员的重要责任。

  这样,原先传统的学者就变成了社会公共利益的执行者与游说者,他们甚至可能成为政府公共服务领域改革的重要推手。在公共决策中,我们经常看到这种情况:学术与政治的不同利益方固执地坚持自己的见解,谁也不肯让步,并做激烈深入的讨论。这时,分歧的双方应致力于弄清楚:分歧是如何造成的?是逻辑的问题还是价值的问题?是方法的问题还是视角的问题?应该如何为这种分歧进行理性的辩护?学术思想总是需要通过各方碰撞来保持。因为理性的碰撞,不是要将某一方的观点强加于另一方,而是双方基于信任共同探讨理智所能达到的远景。因而,与置身与世隔绝的象牙塔中潜心钻研学问、不食人间烟火的典型学者不同,现代大学从事科研的教师及科研人员是要被人理解的,也就是说他要尽量少用那些艰深的理论术语,表达出能让有基本教育的人都能够理解的东西。他的观点要清晰,论证要明确,并能清楚认识到科研活动的不确定性,正视科学研究的伦理意义,意识到某些科研活动可能危及个人与社会的健康、安全与福祉、生活质量和生存环境,从而努力防止危害的发生。

  也就是说,每位现代大学科研工作者都应扮演一个重要角色:从学生、家庭和朋友开始,引导公众知道为什么科研中的伦理非常重要。科研工作者决定在有关“双刃剑”式的研究中做到什么程度,这是每个人自己的选择。然而无论如何,所有的科研工作者都有义务就此问题好好考问自己,重新审视科研带来的伦理、法律和社会关注,时常告诫自己持守最基本的学术道德,并确保不断提高相关实验的水平,以及确保当社会面对一些诸如“H5N1”之类两难问题时会继续征询大学科研工作者的忠告,即在回答最新的话题时,必须超越研究的学术意义,阐明它更广泛的社会意义。同时,公共知识分子应该对某一方面的社会问题有专长,这就与其从事的学科是一门实践性极强的经世致用之学有关,并与学者本人参与社会的趣味紧密相关,以尽可能高的专业水准与通识知识担负起对学术、公众、环境和未来的责任。当然,是否需要一个机构对现代大学学术职业实施“入门考试”以及颁发学术职业的从业资格,还值得斟酌。

  3.学术问责制是科研伦理制度的重要保障

  大学内部可以设立一个追究学术责任的制度,即学术问责制,具体包括问责主体、问责对象、责任评估、问责程序与问责结果等五个部分。什么情况下需要追究责任、追究谁的责任、由谁追究、如何追究以及学术问责对象需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都应当有明确的规定,以此来调整问责关系、规范问责活动、约束问责权力、提高问责效能和保障问责对象的合法权益,从而使学术问责制的各项功能得到充分发挥,卓有实效。学术问责制在一定程度上能起到防治科研不端行为,同时治理科研中的不当行为等作用,是大学科研伦理制度的重要保障。从根本上说,学术问责制的目的不仅是以规范的形式起到事后补救的作用,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这种制度传达一种可感受、可意会的理念,让学者重视大学博雅教育,提升学术职业胜任力,长期坚守自己的学术信念。

  总之,在科研伦理规范被内在化的情况下,大学学者可以成为一名优秀的公共知识分子,争取外在自由,永葆内心自由。也就是说,在科研伦理价值导向下既保证了学术研究的首要利益,即科学有效性及其积极的、正面的社会功能,又有利于调动学者的工作积极性。学术的社会价值目标的实现应该成为现代科研活动的基本目的。当然,如果科研成果的不恰当应用可能会给人类带来各种灾难,那么,承担相应社会责任的主体就不应是单纯的个人而是某个“团体”和相关“制度”。然而,在倡导负责任的科研实践中,出台一个关于利益冲突的统一的国家政策并非易事,还需要社会各界继续努力。

  参考文献:

  [1][2] 黄 永 明.危 险 的 论 文,还 是 危 险 的 先 例?———H5N1大争论[N].南方周末,2012-03-01(22).

  [3][8] 唐纳德?肯尼迪.学术责任[M].阎凤桥,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26,4.

  [4] P?利科.论公正[M].程春明,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38-39.

  [5] 科学技术部科研伦理建设办公室.科研伦理知识读本[M].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9:23.

  [6] 卡尔?雅斯贝尔斯.大学之理念[M].邱立波,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3.

  [7] 麦克里那.科研伦理:负责任的科研行为教程与案例[M].何鸣鸿等,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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