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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成本核算与控制
政府在教育中的作用——过度消费的中国教育问题
【字体 】 作者:杨克瑞 谢作诗 时间:2012-07-27 来源:《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 阅读次数:1
  

  摘 要: 在教育消费广为的现代社会, 传统上教育公共投资的理念受到了消费新主张的挑战。 各类高端教育消费出现以及过度教育的形成, 都要求政府从单方面促进教育发展的角色向全面调节教育与社会和谐的稳定转型, 以更好地发挥政府在教育资源分配中的公正角色与市场失灵的补充地位, 这正是中国政府在教育发展中的不同作用的重新反思与历史定位。

  关键词: 人力资本; 筛选理论; 教育消费; 教育公正

  中图分类号: G40-0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4038 (2012) 04-0025-05

  半个世纪前, 经济学家弗里德曼 (MiltonFriedman) 曾发表一篇影响广泛的文章 《政府在教育中的作用》。 显然, 他的立足点是美国教育。时至今日, 中国政府与教育的关系怎样呢?这依然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 特别是在中国经济取得了较大成就的背景下, 中国政府的教育思维, 是否也感到面临新的问题, 这都值得人们从问题的根源深处进行系统的批判反思。批判性反思, 这也正是康德所致力于弘扬的人类理性的伟大之所在。

  一、 教育投资属性的分析

  关于教育的价值, 除了偶尔会出现一些读书无用论之外, 人们基本上还是认可的。 但是,教育为什么有价值, 其价值到底是如何产生的?若要真的刨根问底, 这种解释的路径还真的大相径庭, 口径难以统一。 例如, 中国古代喜欢用 “朝为田舍郎、 暮登天子堂” 这样的话语来激励人们读书。 当今国际上则更流行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的解释, 似乎有了一些科学的根据。 那么 , 人力资本的解释力如何 ? 是否具有普世性呢?事实上, 教育价值问题, 始终被认为是教育领域的重要谜团之一。

  教育活动是人类社会的实践活动之一, 其直接来自于人类现实生活的需要。 但是, 对于教育的投资价值预期, 无疑是 20 年代 60 年代人力资本理论的结果。 该理论有力地解释了美国经济增长中的 “索洛余值”, 以及战后日本和西德经济重新崛起的事实。 这种理论也历史地迎合了广大发展中国家寻求民族崛起和 “求富” 心理,因而备受青睐, 迅速风靡全球 (当时的中国恰恰例外), 人们对于人力资本为经济增长的发动机的解释深信不疑。

  然而, 历史很快又对人类的自信开了玩笑。人力资本观很快就遭遇到现实的尴尬, 即大学生的失业问题,人们为教育的盲目早已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这种事例不仅在美国, 而且在当时的印度, 以及今天的比利亚等中东北非国家都可找到鲜活的例证。 事实上 , 人力资本理论存在着明显的先天不足, 其在理论上至今仍面临着基本问题的重大挑战: 如 , 教育是怎么提高了人的生产能力, 教育怎么能够促进个人对社会的参与,教育能否平衡社会中其他机制的不平衡。[1]

  面对大学生失业的基本现实, 美国人对于教育的认识很快就进行了转变, 提出了教育经济 解 释 的 新 范 式 , 即 筛 选 假 设 ( ScreeningHypothesis) 。 1973 年 , 迈 克 尔?斯 宾 塞 ( A.Michael Spence) 发现 , 教育经历之所以会被社会重视, 是因为它可以成为雇主对个人能力识别的一种信号工具。 教育之所以具有这种信号功能, 这可以通过教育生成的成本机制来考察分析。 这里有一个重要的假定, 即教育成本与生产率呈负相关, 即低能力者的教育成本高,高能力者的教育成本低。 这一分析模式与我国传统教育所提倡的“笨鸟先飞” 显然是不同的。在同样的成本收益比较模式下, 人们对于教育等级层次的追求,就是其个人能力的一种折射、一种反映。 所以说, 完成的教育等级是能力标志的完全替身, 教育信号就使得雇员能力得以区分, 这同时也是人才市场分离均衡的过程。从人力资本到筛选假设, 这不仅仅是教育经济学解释范式的转换, 而且也意味着教育投资立足点的转换。 人力资本理论是一种投资理论, 强调的是投资行为, 其意味着投资者收益。筛选假设则是一种消费理论, 其不再是一种投资收益问题, 而转化为消费需求的满足问题。人们对于消费的需要是多方面, 未必就是经济上获利动机。

  若从 “位置商品” (Positional goods) 的角度来解释教育消费行为, 人们追逐学历教育的消费行为, 更是昭然若揭。 所谓 “位置商品”, 是指其价值依赖于与他人比较的相对效果的商品,诸如首饰项链、山珍海味、汽车旅行等等社会上的各种高端消费。 位置商品理论认为, 有利的位置数目是固定不变的,人们与其说是消费某种商品,不如说是为了获得某种特殊位置的体验。 这也与我国流传的 “买珠还椟” 的故事相接近。 位置商品消费的重要特点就在于, 这是一种过度消费, 明显超出了个人实际需要的消费。 这种消费倾向将导致消费的外部效应,造成非帕累托效果。 对于社会整日而言, 其将产生三方面的不良后果: 第一, 尽管个体对位置商品的消费具有正效用,但从整个社会来看,对位置商品的消费不会增加福利, 因为社会的有利位置数目没有变化。 换言之, 由于某一个体在位置商品等级上的向前移动, 是以他人的向后移动为代价的, 因此, 个体对位置商品的消费仅仅具有再分配效应;第二, 个体对位置商品的消费将耗费过多的资源, 从而造成对正常商品 (非位置商品) 的消费不足; 第三, 如果各个体的行为是从众性的, 个体对位置商品等级的追求将不会产生均衡结果, 最终导致社会资源在位置商品上的大量浪费。

  教育的高端消费已形成庞大市场, 也形成了教育的 “凡勃伦商品” 现象。 普通的教育消费更可谓是深入人心。从这种意义上来说, 今日教育的使命, 早已不同于历史上推行义务教育之时的“先进观念”, 而是现实生活的最为基本的需要, 接受教育无疑就是一种自利行为,是一种个人消费活动, 传统的公共物品或准公共物品已演化为普通的私人物品。

  二、 中国教育的过度消费

  美国学者弗里曼 (R. Freeman) 曾提出了教育的 “挤兑效应” (bumping down effect), 即高等教育劳动力供给增加因不能被劳动力市场吸纳,使很多毕业生被迫接受教育水平较低的工作, 从而与教育水平较低的劳动者展开工作竞争, 导致这些劳动者被迫接受更低层次的工作,甚至失业。[2]后来人们将此现象称为教育过度,也就是指一个社会或个人所接受的教育超过了该社会或个人的需要。[3]然而, 对于教育过度的具体标准,人们还有很大的争议。但若从消费的角度来看待,教育消费是否过度的问题则比较易于判断。就我们中国的教育消费而言,大学生就业难已成为不争的事实,这与中国改革开放之初人才供不应求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反差,教育的供需关系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扭转。 就此而言, 中国目前的确存在着教育过度的问题。

  大学生就业问题仅仅反映了高等教育的过度问题。 若换一种方式观察中国教育, 我们发现中国的教育高端消费倾向已经较为流行, 这恰恰成为中国教育消费过度的直接表现。 这种教育高端消费现象,可以说贯穿了教育的全过程, 从幼儿园的 “入园难”、 义务教育的 “择校” 问题, 直至高校人才市场上所谓的 “985”、“211”等品牌大学录用标准, 无不体现着教育的高端消费倾向。

  实际上, 中国教育所暴露出的 “择校” 问题, 与 “入园难”, 这在教育上的问题是相同的, 即教育高端消费的狂热。 特别是在 “不能输在起跑线上” 等教育流俗观念的影响下, 人们对于教育的选择, “没有最好, 只有更好”,乡下的孩子进城, 小城市的人进入大城市, 大城市的人出国, 这就是中国教育高端消费的真实写照。 这种一味求高的消费倾向, 也就形成了一种奇怪的教育现象,一方面天价幼儿园、贵族学校被追捧, 另一方面又为教育不公委屈叫穷。

  教育过度消费的狂热, 并非是家长们的非理性。 事实上, 对于很多家长来说这只是无奈的选择, 所谓 “再穷不能穷孩子”。 根据社会再生产理论, 教育提高个体知识技能的力量相对有限, 远不如人力资本理论所称的那样强, 也不能促进社会流动和社会变革, 它只不过是社会再生产的工具。[4]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的教育再生产思想, 也是对中国教育问题的阐释。 人人平等这是人们的基本理想, 追求卓越是每个人的真实思想。 社会作为一种组织形式, 必然呈现出一定的等级秩序 。布尔迪厄发现, 传统封建社会中贵族们的特权在教会的帮助下被神圣化, 教会为这些新贵族阶层的统治提供证明从而使其统治更为坚固。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学校接管了这种使社会分层神圣化的工作,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二者共同铺就通往权力的道路, 主宰着个人的人生机遇和轨迹。这也就表明,学校教育及文凭的颁发,实质上为社会地位或权力的分配,提供一种制度规则。 渴望获得较好社会位置或较高权力的人们, 自然加入到了这场权力攀升的教育场, 加入到这场人生竞争的跑道上来。

  认识到这种教育的消费本质与竞争主义,就不难理解中国教育过度消费的现实。 这也是中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 是人们从物质温饱向小康社会迈进中的必然现象,在温饱问题得到基本的满足之后, 追求文化与地位就成为人们的一种消费时尚, 这也正反映了人们从重视物质消费到精神文化乃至社会政治地位追求的一种消费上的升级换代。 可是, 有关教育部门并没有认清中国人在教育消费上的变化趋势,面对超出政府规划的教育过度消费现象, 总是以 “问题” 的心态试图加以制止弹压。然而, 无论怎样大的工作力度, 总是不能取得明显的成效, 这些问题总是 “按下葫芦浮起瓢”, 可谓此起彼伏, 层出不穷。 究其原因,从根本上来说就是政府在教育中的位置出现了错误, 致使政府的教育决策顾此失彼。 事实上,所谓优质教育资源的短缺, 其实质就是教育高端消费的紧张, 就此而言, 这本身就是教育市场资源自动调配的过程,不可能也不应该由政府过多地包办。

  走出人力资本的形而上学, 教育产品的私人属性显而易见。 基于经济学原理, 私人物品的提供者应该市场, 而非政府。 相反, 政府的过度参与, 必然导致对市场秩序的, 反而是成为一种破坏市场的力量。 如果说政府一方面打破教育供给的平衡, 另一方面自己再来为自己的盲目买单,此举更为荒谬可悲了。 当然, 即便我们认定时下的教育已从传统的公共物品演化为私人物品, 这也并不是要完全排除政府的教育责任。 这里问题探讨的意义 , 首要是扭转政府在教育中是万能的乐观主义, 其次需要警惕的就是不可走向另一极端, 对于教育完全放任自流, 需要认识政府在教育中的必要的价值作用,即基础性教育保障职能。[5]

  三、政府在教育中的基本立场

  对于经济领域的过度消费现象,这也往往是市场失灵的一种表现, 政府往往需要进行一些反向调节, 如税收等财政与货币手段加以影响。 然而, 面对教育领域的过度消费, 政府几乎不去调节, 其结果往往就是推波助澜 。 弗里德曼在分析政府在教育中的作用的时候, 也无不忧虑地提出了政府扩张的问题。

  正规学校教育在今天系由政府机关或非利润的机构提供经费,并且几乎完全由它们所管理。 这种形势系通过逐渐的发展而形成, 从而,目前人们都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不再把注意力明确地指向学校教育受到特殊对待的理由, 甚至在自由主义思潮居主导地位, 主张限制政府权力的国家里也是如此。结果是政府的职责被无原则地扩大。

  弗里德曼发现, 美国政府在教育中的扩大行为, 被人们认为是 “理所当然的事情”, 人们默认了其行为的合理性。 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的确需要教育的现代化。 但是, 教育现代化的发展道路, 更需要理性的反思, 避免走上发达国家教育上所走过的弯路。 可是, 政府对于教育的策略,基本就是单向度的发展、 再发展,直至达到财政能力许可的边界, 极少反思其应有的价值边界。从这种意义上来讲, 政府在教育中的作用问题, 正是教育经济学的核心问题,而非习惯上所认为的教育投资价值分析。

  位置商品理论的提出, 进一步明确了教育的消费地位, 这也比较符合中国学生热衷于追求学历文凭的事实。 显然, 若从消费的角度来认识教育, 教育所带来的只是一种比较优势。这也就是说, 教育是现代社会文明发展下的必然消费,也是个人成长中的一种沉没成本。 对于这种沉没成本, 基本的教育消费需要政府加以关注乃至救济, 而对于竞争性消费, 这显然是个人的自由消费, 应当交由市场调节 。 这也就是说, 基本的教育投入是一个人能否融入现代社会所必须接受的最低限度的教育; 高端的教育消费则是一个人如何融入社会的教育消费追求。对于前者,显然是需要政府作出基本的教育权利保障,但对于后者,则是个人的消费自由, 这是政府应竭力避免干涉的消费空间。

  然而,现实中的政府,对教育上的态度基本上是一味地扩大。这除了理论上认识轻信人力资本观之外, 在很大程度上也在于政府自身的 “经济人” 身份。 经济学家布坎南 (JamesBuchanan) 一反政府 “道德人” 假设, 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政府决策行为, 他鲜明地指出,由于官员也是利益最大化者, 他们总是希望不停地扩大机构, 扩大权力, 与之相应地是提高组织级别与个人待遇,甚至追求的 “寻租” 机会。[6]因此, 教育行政部门也正是在通过扩大教育活动而彰显自己的部门利益与个人利益。 于是, 政府对于教育的基本策略就是发展、 再发展, 直至达到政府财政许可的边界, 而从不会主动思考政府在教育活动的边界问题。这也就是在教育明显出现消费过度的情况下, 政府为什么依然热衷于扩大教育行为的基本动因。 这也表明, 为什么人力资本理论在学术界受到极大的质疑, 但它依然能成为政府教育决策的理论依据。 因为它可以带来积极的教育行为, 而不至于让政府无所适从。 正是从这种意义上,布坎南曾深刻地提出, 政府同样也会失灵!

  人们将教育作为个人获得职场竞争的比较优势手段, 这本身就是就业市场化背景下的一种自由选择机制。这也就是说, 市场化的就业模式, 就需要提供多样化的人才规格类型。 这种多样化的人才规格与职业匹配, 最佳的调节机制就是市场, 否则, 市场化就业模式也就无从谈起。 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教育追求, 这正是适应了教育的自由市场机制的结果。 相反,如果政府一方面自己提供供给, 另一方面自己又在制造消费, 其结果只能是水涨船高, 普遍地提高个人的教育成本,其结果必然是一种社会性浪费。

  冷观中国教育现实, 狂躁之中的隐忧更需值得人们警醒。 概而言之 , 中国虽然实现了基本教育进步, 但优质教育资源的竞争, 可以说是有增无减, 教育矛盾更加尖锐, 令政府部门应接不暇。 在这种被动盲从之中, 人们不禁要反问,中国教育在做大做强的道路上,是否意味着也要构建出一个大而强的教育政府?这也就是说, 政府在教育中的作用到底是什么? 这一理论问题,关系到现实中更为具体的问题,即优质教育资源是如何供给的,教育责任事故是否都应由政府埋单?

  教育的基本消费和自主消费, 这也正是对于各国政府所推出的义务教育与非义务教育的基本界定。 根据经济学分析 , 政府介入市场活动, 主要是基于两方面的考虑 : 调节市场失灵与保证社会公正。 如果说社会公正主要在于保障公民的基本教育权利,市场失灵则更多地体现在社会公共物品的提供职能上。 从这种分类方式, 我们认为政府在教育中的作用应当是不同的, 有以下明确的职能限定。

  (一) 调节市场失灵

  正如商品市场一样, 人们对于教育的消费选择, 特别是在高等教育方面, 也有失灵的问题。 这是因为, 无论教育是社会投资抑或个人消费, 人们所追求的都是教育的实用性, 即直接满足社会生活需要的教育内容, 如所谓的应用型专业、 应用研究等。 但是, 对于人类文明的发展而言, 无法直接体现为应用价值的基础理论教学或研究, 其价值同样是不可或缺的。这类教育市场所无法提供的内容, 正需要政府来弥补这种缺失, 作为一种公共物品而向社会提供,这就是政府在高等教育中作用的立足的。

  (二) 保障教育公正

  正如前面对于教育竞争的认识, 教育对于每一个人的发展, 可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 获得公平的教育起点, 是现代社会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 这项基本权利的保护, 正是政府遵守宪法必须担当维护的一项社会正义事业。 这种基本的教育权利, 具体说来就是政府所提供的义务教育。 随着社会的进步 , 今天的义务教育主要不在于历史上的 “强迫教育”, 更多地体现为政府为社会公民所必然保证的最低教育资历,也就是所谓教育的基本权利。 作为政府公共服务的教育,显然不应当是差别化服务, 而应当定位于一种最低教育基准与资历的服务, 这也是义务教育的现代内涵。

  参考文献:

  [1] 萧今. 发展经济中的人力资本 [M].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 18.

  [2] Freeman, R. B. The overeducated American[ M]. New York and London: Harcourt BraceJovanovich, Academic Press, 1976. 128.

  [3] 杨文奇. 劳动力市场与大学生就业———过度教育现象的经济学分析[J]. 教育发展研究,2006, (15): 40.

  [4] 蒋凯. 为竞争而训练———过度教育竞争的根源与后果[J]. 教育发展研究, 2009, (Z1): 77.

  [5] 范先佐. 教育资源配置: 政府应起基础性作用[J].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 ( 教育科学版 ) ,2006, (2): 4.

  [6] 戴炳源. 布坎南的公共选择财政理论述评[J]. 中南财经大学学报, 1998, (6): 46.

  转自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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