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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历史
谁人发现蒋介石
【字体 】 作者:金一南 时间:2011-08-05 来源:《报刊荟萃》 阅读次数:1
  

    很多人原以为蒋介石是孙中山选定的接班人。

    蒋介石也常以“总理唯一的接班人”自居。原因据说是孙中山临终时口中直呼“介石”;情之深切,意之难舍。

    只可惜此说来自蒋介石自己修订的《蒋公介石年谱初稿》。

    当年寸步不离孙中山病榻的床前侍卫李荣回忆:

    “(3 月 11 日) 至晚 8 时 30 分钟止,(孙)绝终语不及私。12 日晨一时,即噤口不能言。4 时 30 分,仅呼‘达龄’的一声,6 时 30 分又呼‘精卫’一 声,延至上午 9 时 30分,一代伟人,竞撒手尘寰,魂归天国。”

    临终的孙中山呼唤了宋庆龄,呼唤了汪精卫,却没有呼唤蒋介石。

    孙中山 1925 年 3 月去世。该年 7 月 1 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所谓“总理唯一的接班人”蒋介石却既不是其中的常务委员会委员、国民政府委员,也不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甚至连候补委员也不是。孙中山至其临终,也没有指定自己的接班人。

    蒋首次在孙中山面前显露军事才能,是上书陈述欧战情势及反袁斗争方略、这才使孙中山对他有所注意。在陈炯明部任职期间,蒋介石又连向孙中山呈《今后南北两军行动之判断》、《粤军第二期作战计划》等意见,也仅使孙中山觉得他是个不错的参谋人才。

    孙中山委任给蒋介石的,多为参谋长、参军一类不掌握实际权力的职务。蒋先后担任过居正的参谋长、孙中山总统府参军、陈炯明的作战科主任、许崇智的参谋长和孙中山大元帅行营参谋长。

    最先欣赏蒋介石的倒是陈炯明。蒋介石在陈部干了一段作战科主任,要辞职,陈炯明竭力挽留,向蒋表示“粤军可百败而不可无兄一人”。

    1922 年 4 月,陈炯明准备叛变,向孙中山辞粤军总司令和广东省长之职。孙中山照准。蒋介石不知陈意,还想找孙中山为陈说情。不成,便也辞职。在回沪船上还给陈炯明写信:“中正与吾公共同患难,已非一日,千里咫尺,声气相通。”

    但陈炯明一叛变,蒋立即站到了孙中山一边。

    孙中山正是因为陈炯明的叛变,第一次对蒋介石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后来在《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序言中写道:“介石赴难来粤入舰,日侍余侧,而筹策多中,乐与余及海军将士共生死。”

    孙中山对蒋介石的性格及处事方式却甚感头痛。

    蒋介石脾气暴躁,经常与周围人关系紧张;动辄辞职不干,未获批准也拂袖而去,谁去电报也召他不回。

    1924 年初,孙中山委派蒋为黄埔军校筹备委员长;刚一个月,蒋就以“经费无着落”为由辞筹备委员长之职。9 月,再辞军校校长之职。

    自 1918 年 7 月辞陈炯明部作战科主任,至 1924 年 9 月辞黄埔军校校长,6 年时间中,蒋介石先后辞而复职竟达 14 次之多。

    孙中山容忍了蒋介石历次辞职,独对其辞黄埔军校之职不能忍受,孙中山革命奋斗几十年,吃尽了无自己武装的亏,梦寐以求想建立这一武装。直至晚年刚有实现的可能,蒋介石又动辄撂挑子不干,确实大大伤了他的心。他对蒋介石深感失望。

    历来极重兵权的蒋介石又何尝不知黄埔军校的重要。他真正不满的,并非仅仅“经费无着落”,而是在 1924 年 1 月国民党召开“一大”上,孙中山没有指派他为代表,各省党部亦没有推选他。

    1924 年 11 月 13 日,孙中山起程北上。国民党党史记载,北上前两天,“总理今(黄埔)新军改称党军,任蒋中正为军事秘书”。这是孙中山给蒋介石的最后一个职务,蒋介石 1963 年 11 月在台湾回忆说:“我是 21 岁入党的;直到27 岁总理才对我单独召见。我 40岁的时候,才被推选为中央委员。我开始入党,到担任党的中央委员,这中间差不多相距了 20 年之久……”

    第一个把蒋介石推上权力高峰的人是苏联顾问鲍罗庭。

    鲍罗庭是苏联驻华代表加拉罕介绍给孙中山的。

    孙中山说,他见过的共产国际人员中,印象最深、最为钦佩的人物,就是鲍罗庭。他称鲍罗庭为“无与伦比的人”。

    鲍罗庭也想不到,他到中国干的第一件、也是后来影响最为深远的一件事,是主持了对国民党的改造。

    鲍罗庭之前,国民党在政治上、组织上和理论上都无法算作一个政党。它没有纲领,没有组织,没有章程,没有选举,也没有定期会议,连有多少党员也是一笔糊涂账。据说有 30000,注册的却只有3000。交纳党费的又是 6000。入党要打手模向孙中山个人效忠,但连孙中山也弄不清到底有多少“党员”。

    鲍罗庭告诉孙中山,作为有组织的力量,国民党并不存在。孙中山大为震动。此后,孙中山下决心“以俄为师”,依靠鲍罗庭,运用苏俄无产阶级政党的建党经验改造国民党。鲍罗庭严格按照俄国共产党的组织模式,依靠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对国民党开始了彻底改造。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那份至关重要的“二大宣言”,就是布尔什维克人鲍罗庭亲自起草、中共党人瞿秋白翻译,国民党入汪精卫润色的。

    见过鲍罗庭的人都对他印象深刻。他目光敏锐,思想深刻,而且极富个人吸引力。他讲话时手不离烟斗,对任何事物都极其敏感,不管面对什么样的记者,都能以自己的远见卓识将他们征服。只要他一出现,就能控制住在场的人,成为他们的中心。苏联顾问切列潘诺夫回忆说,鲍罗庭能够看到局部现象的历史意义,能够从一系列广泛的,相互交错关联的事件中综合出局势的发展趋向。他又非常注重中国的传统、习惯和礼节。他的房间不挂列宁像,只挂孙中山像。凡与他接触的人,都对他的非凡气质和征服听众的能力长久不忘。他协调不同派系的能力极强。只要他在,广州的各种势力基本都能相安无事。各派的人有事情都愿意找他商量解决,他也总能提出恰如其分的办法。李宗仁回忆说,当时人们都以在鲍公馆一坐为荣。

    连宋美龄也为鲍罗庭的个人风采所倾倒。

    她后来回忆说,鲍罗庭站在听众中间仿佛鹤立鸡群,他一进屋,你就能听到他那清晰的,不慌不忙的男中音;他讲英语不带俄语口音,很接近美国中部方言。

    如此精明的一位鲍罗庭,在孙中山去世后却被蒋介石弄花了眼。

    当时蒋介石要想成为强有力的人物,面前至少有三个障碍:军事部长许崇智、外交部长胡汉民、财政部长廖仲恺。

    1925 年 8 月 20 日,廖仲恺被刺于国民党中央党部。当天,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政府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召开紧急会议,众人的目光都集中向鲍罗庭。

    孙中山死后几个月里,鲍罗庭成了广州主要的掌权人物。表面上所有决议都由几个国民党领导人共同决定,实际是鲍罗庭说了算。他在这个至关重要的会议上提出:以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三人组成特别委员会,授以政治、军事和警察全权。

    其实此前鲍罗庭就看好了蒋介石,为此他和总军事顾问加伦将军发生了很大分歧。

    加伦认为应该用许崇智,培植与黄埔并行的军事力量,不能以某个人或某一派系为中心,以防患于未然。鲍罗庭却认为许崇智的粤军是旧军队,不堪大任;蒋介石的黄埔新军有主义为基础,颇具革命性质,可当大任。7 月国民政府成立,加伦再提出要防止军事独裁,主张建立军事委员会制度,以许崇智为军事首脑;鲍罗庭不同意,支持蒋介石。两人分歧日趋严重,只有莫斯科出来裁决。

    加伦将军不知道,1905 年在芬兰塔墨尔福斯的布尔什维克党代表会议上,鲍罗庭就认识了比他大 5 岁的斯大林。

    裁决的结果是不言而喻的:加伦将军被调离广东。斯大林对蒋介石的信任,很大叫一分就是受鲍罗庭的影响。蒋介石利用廖仲恺被刺案,指挥军队包围了许崇智住宅,指其涉嫌廖案,许崇智仓皇逃往上海。

    然后就是胡汉民。胡汉民之弟胡毅生与廖案有瓜葛,胡汉民先被拘留审查,后被迫出使苏联。

    廖仲恺则被隆重地下葬。

    廖案处理,蒋介石一石三鸟。扫除了三个阻碍夺取权力的障碍。

    鲍罗庭重看蒋介石,与他轻看中国共产党同时发生,而且互为因果。他曾经十分轻蔑地说,中国共产党“总共只有 40 人”,“研究翻译成中文的共产国际提纲是他们的全部活动”;罢工之类的事件“临时把它抛到面上,否则它就会待在自己的小天地———租界里,事后从那里发指示”;他尤其藐视在上海的中共中央。他在中国工作三年,不仅把“国共合作”变成了“国苏合作”,更热衷于把这种合作推向与孙中山、汪精卫,蒋介石个人之间的合作,中国共产党反而成为他与国民党要人讨价还价的筹码。孙中山 1924 年 8 月 21 日召开国民党一届二中全会,讨论“容共问题”,鲍罗庭竟然向孙中山建议成立一个“国际联络委员会”来控制中国共产党。陈独秀闻讯怒不可遏,立即召开紧急会议通过决定,并毫不客气地致电鲍罗庭:一,禁止在国民党会议上进行任何有关共产党问题的辩论,并对此辩论不予承认;二,中共中央拒绝承认国民党下属的、为解决两党间问题而设立的国际联络委贝会;三,责成我们的同志在全会上对反革命分子采取进攻态势,从防御转入进攻的时机已经到来。

    但是,这个决定传到广州为时已晚。随后,陈独秀接连几次上书共产国际,表示坚决拒绝国民党全会会议,强烈谴责并抵制鲍罗庭的妥协政策,特别是对其不同中共中央讨论“单独行事”,表示“非常不满”,要求共产国际警告鲍罗庭,并告之其无权领导广东地区中共党组织的工作。

    但鲍罗庭在斯大林那里如日中天,共产国际也只有保持沉默。

    在广州的苏联顾问也不完全同意鲍罗庭重国民党轻共产党的态度。继加伦之后担任总军事顾问的季山嘉就说:“国民革命军的一切政治成就都应完全归功于共产党人。这一点哪怕以黄埔军校为例也是显而易见的,黄埔军校是共产党人最多的地方,因此也是国民革命军最稳定的一部分。”赶走了加伦的鲍罗庭又开始反对季山嘉。

    1925 年 10 月至 11 月的第二次东征大捷使蒋介石的军功威名如日中天。返归广州途中沿途男女老幼观者如堵,道为之塞;至汕头盛况达到空前:社会各团体整齐列队欢迎,民众簇拥,万头攒动:一路军乐悠扬,鞭炮毕剥,二会前导,次枪队,次步兵,次汽车,卫队为殿,连孙中山当年也没有如此之风光。

    广州的汪精卫、谭延闿,伍朝枢、古应芬、宋子文联名电蒋:“我兄建此伟功,承总理未竟之志,成广东统一之局,树国民革命之声威,凡属同志,莫不钦感。东征功成,省中大计诸待商榷,凯旋有日,尚祈示知,是所祷企。”

    国民政府要员站成一列,以前所未有的谦恭,向军权在握的新秀蒋介石致敬。

    1926 年 1 月广州举行国民党“二大”,到会代表 256 人,选举中执委时,有效票总数 249 张,蒋介石得票 248 张,以最高票数当选中央执行委员。

    会议代表中国共产党员占100 人左右,基本都投了蒋的票。

    得票 245 张的宋庆龄在“二大”讲话赞扬东征胜利之后的广东形势:“此间一切的政治军事都很有进步,而且比先生在的时候弄得更好。”

    国民党“一大”连张入场券都未弄到的蒋介石,个人声名在“二大”达到顶点。

    广州第一公园大门口出现一副对联,上联“精卫填海”:下联“介石补天”。

    声名达到顶点后,他便动手了。

    1926 年 3 月发生“中山舰事件”,蒋介石又是一石三乌。

    这回打击的重点变成了中国共产党、苏联顾问团,还有汪精卫。

    鲍罗庭恰巧不在。苏联顾问皆被软禁。再用“整理党务案”把鲍罗庭架空。到“四·一二”政变时,鲍罗庭已是蒋介石的通缉对象。(摘自《作家文摘》2009年3月17日)

    转自  《报刊荟萃》2009年0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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